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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67)

2020-07-08  浏览量:286

来源:延安日记

延安日记(67)

1945年1月21日

康顺利地使中共中央主席陷入了他所希望的精神状态。毛泽东显然后悔让我从叶剑英那里获取情报。

叶剑英私下对我说,他倒并不怎幺烦恼,这又不是他的事。他不过是执行指示而已。叶剑英说得可能有点不真实,他还是烦恼的,可是他对康生的鄙视压倒了事业上的考虑。

情报局头子试图对叶剑英施加压力,压他自动放弃作我的「新闻专员」的职务。叶剑英总算有了个出气的机会,他不让康干涉别人的事情。

康受到了侮辱。

1945年1月22日

德帕斯上校带着大使的又一封信,星期日乘专机自重庆飞抵延安。

白宫準备促成中共在中国军事委员会派驻代表,这是个很大的让步。

但是,中共中央主席反对周恩来的重庆之行,因为蒋介石设于行政院(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是旨在欺骗舆论和阻碍共产党发挥主动性的骗人的机构。

中共已经採取步骤来挫败重庆的这一着棋,并在国内外公众面前进一步损毁蒋介石的威信。

美国人显得异常忙碌和紧张不安。这也许跟即将召开的三盟国会议有关,也许跟罗斯福总统打算访问中国也有关。美国人想操纵这儿的局势,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想脚踩两只船。可是,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因此而成功了的。

事实依然是:赫尔利先生坚持要求周恩来到重庆去。美国大使还希望能改正他犯的错误,希望能控制中国,既控制国民党又控制共产党。

美国人特别急于要进行各种会谈,因为他们怕苏联必然要在远东採取行动。毛泽东也考虑到了这种行动。政界人士忙得团团转!天天有新的拜会和记者招待会,报上天天有富于倾向性的社论。

1945年1月25日

对美国大使的建议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天三夜来,毛和他的同僚绞尽脑汁,要想出既能拒绝国民党最近的建议而又不致引起公众不满的办法来。三天来,德帕斯上校在耐心地等候答覆。

周恩来和美国武官星期二飞重庆。我看德帕斯似乎比往常说话少了。自然,很少有值得高兴的理由。机场上,他的一群同胞欢送他。德帕斯穿着笔挺的军装和发亮的皮鞋,显得很出众。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军官。他上了年纪,面带倦容,这面容同他挂着绿色上校肩章的结实的宽肩膀不大协调。

此行的正式目的是同蒋介石会谈,由赫尔利作中间人。

赫尔利大使肯定会作为「媒人大使」,在美国外交使上流传。

毛泽东以对我信任的口气告诉我,「中共原则上反对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主席同往常一样,并不是彻底坦率的。现在,中共领导希望通过苏联而不是通过美国的调处来获取更多的东西。因此,他们同意谈判,以便他们政治要求的急剧变化不致激怒公共舆论。周恩来带去一大堆文件和要求。那些要求,重庆是一定不会接受的。

周恩来在重庆机场发表声明,内容如下:

「去年十一月,我与赫尔利将军自延安飞重庆。当时,中共中央授权我同国民党当局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问题。从那时到现在,国内形势变得甚至更加危急了。

「为了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与盟国配合行动,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挽救时局,现在迫切需要同政府以及其他方面讨论有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这就是我再度来到这里的原因。作为我党的代表,我要求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各党各派会议,该会议行将成为召开国民大会之前的预备会议;我还建议讨论组织与召开国民大会以及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

「我们认为,这是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以行动配合盟国反攻的唯一道路,是挽救时艰的唯一出路。所有用以减轻病癥的治标剂,都不能治愈疾病本身,都绝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现在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是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我们热忱希望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这些建议。」

1945年2月4日

1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外交部长宋子文的办公室,同国民党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谈。

王世杰代表国民党提议,可有一个民盟代表参加政府,但他不同意召开各党派会议。

周恩来讲话,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并要求召开国民大会。

儘管赫尔利积极进行调解,周恩来拒绝作出让步。赫尔利说他想回美国了。

1945年2月6日

毛泽东并不反对冻结同重庆和华盛顿的一切外交活动,但是他又怕输了这场赌博:如果苏联不对日本开战,那怎幺办!

中共领导老在捉摸这样的问题,苏联在远东的地位增强了,从而产生了力量的重新组合,并必然导致中共地位的巩固,因而,该指望谁呢?是美国?还是苏联?

想到延安的事情,我不由回忆起一个法国人讲的话,「谎言就像赝币那样,由罪犯製造,而由最诚实的人来传开。」

中共官员逐渐为民族主义,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所征所,成了毫无原则的人,毛一贯正确,全知全能,像活着的上帝一样受到崇拜。

1945年2月7日

在我弄到的外国记者关于延安之行的报导中,最说明问题的一篇是西奥多·怀特写的,它刊登在1944年12月18日的《生活》杂誌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强调了某些事实。这很有意思。从特迪·怀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明白无误地抓住了中共中央主席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害,就是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抵制。旁的不说,在这种抵制的背后,滋长着毛泽东的反苏思想。这对《生活》杂誌的尊敬的订户是最关重要的论证。毛对由「只不过是个留声机」的人重複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危害性的评论,最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整风之后,我懂得了,中共中央主席所指的「留声机」,唱的就是被毛泽东和康生所压垮了的中共国际主义派所主张的原则。

这篇文章也证实了,毛泽东蒙蔽舆论得逞,掩饰了八路军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真实情况,夸大了据说是反映这一斗争的数字。特区对外国新闻界谎报消息所作的努力产生了效果。有一篇全面评述中共军队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文章,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这篇述评去年由叶剑英向外国记者宣读过,后来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述评中的字已成了正式材料。这些数字不仅为外国记者所引用,而且观察组的官员也在引用。毛泽东想把它们载入史册。按这些虚假的数字来看,毛集团在抗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怀特在文章中反覆提到了这些数字。

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证实了毛泽东从事党的活动的特点,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说到毛泽东的「顽固不化的实用主义」时所用的词句,最準确不过地说明了他的政治观点的本质。实用主义抹杀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差别,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说法,实用主义为武断地伪造科学铺平道路,给反动的哲学思想提供基础。

像怀特这样的文章,对美国政客和商人的未来活动,可以说是开闢了一个「新的淘金区」。

中共领导会见怀特,并不是轻率採取的行动。他们对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记者透露消息,绝非偶然。他们利用美国是苏联反希特勒战争中的盟国这一特点作为幌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走了这步棋。毛泽东利用这种同盟关係,来达到他反苏和反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目的。

中共领导通过《生活》杂誌,对美国商界宣布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在一定情况下,这是一个不能漠视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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